再一个，比如说文化，究竟是开始由个性逐渐发展到统一呢？还是开始比较一致，然后出现个性？这个不好一概而论，你比如就周而言，再西周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周王统治的范围内，他不是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他这有相当的局限性，他统治的范围内，文化的一致性是比较突出的，尤其是表现再青铜器上，我刚才讲，相隔数千里之外，它从铜器的文饰到类型，都是很一致的，就是这种一致性是比较突出的，这是周王分封带来的一致性问题。但是在春秋时期，这种特点开始出现，比如说齐文化、鲁文化呀，开始逐渐明显了，那就是各地的不同，然后，战国时期进入发展，到秦又一致了，实际上，再往前追溯，在原始社会时期，也有这种一时比较一致，然后逐渐地不同，它是这种一致、个性突出、然后一致，好像这样一种循环的过程，当然它背后有一个背景需要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我们感觉，在一个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在它初期应该是以它统一性为主，比如商王朝，它建立之后，也有一个时期，它的势力范围内文化是比较一致的，后来就逐渐形成各地的特点，周的话，由于它的分封，又出现一致，之后，又是这种个性，就是有这样一个统一、个性发展的过程。
　　第一，司马迁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认为可信他就采用，认为可疑，他就弃，有这么一个取舍的情况。比如说他的标准，这个就很难，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舍弃的是那些内容，我们只能说他这种取舍标准是正确的，所以现在好多我们看到他的东西是被考古发现所印证的，这个就是他是很了不得的。另外，他看到的东西，起码是数倍于他写的东西，他有那种选择，如果仅看到一种，他没法选择，他只能依据这个，就是说，他能看到的资料是远远多于现在，然后，他的取舍标准是科学的正确的，至于这标准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看不到它舍弃的东西，无法判断，就是说他绝不会有这种考古的遗存，比如我们现在用的二重证据法，既有文献，然后最好有这种实物，他可能绝不会只依据一种文献来判断，他至少说有同一件事情，至少有两三种史书的记载，甚至不同来源的记载同一件事情，那可能就是真实的，如果仅仅依据一个书的判断，那恐怕就是要存疑。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看到早期的文献比我们要多，出于战国晚期和出于春秋的文献，它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越早的文献，记载可能越真实，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另外，他可能采取官方的史书，像《春秋》这样。
　　另外，像当地各种民间流传的，像《诗经》、一些故事呀它吻合的越多，它就越真实，估计很可能是类似于这样的标准。就是说他的证据不是单一的，而是几方面可以相互印证、参照的，他要有几种资料相互印证，如果没有，只是孤证，那他取舍就要难了，就是说这种资料有可能是民间的传说、口传的资料跟史书的记载都有，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正史和野史之分，那如果都同样记载一个史实，而且来源可能不同，如果都出于一种书，那他把它演绎起来，那是令当别论，就是说不同来源的书记载同一史实，这就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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