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权将全国性的纸币交子发行机构设在潞州，目的很明确，其纸币推行范围不仅仅只限于潞州，更主要的是河东路及北方部分相邻的“诸路”地区。潞州东邻邯郸，西接平阳（临汾）达长安（西安），北经威胜军（沁县）可低河东路路治并州府（太原），南出泽州（晋城）可达京都汴梁城（开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素有“得上党（潞州）者得天下”之称。这里冶铁、采煤、制陶、贩盐、织丝等商品经济异常繁荣，是四通八达的贸易“口岸”，也是宋朝廷“入中法”的实施地区。宋朝《梦梁录》和《东京梦华录》在描述到当时“城市”贸易繁盛状况时写道：“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金银綵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其盛可知。”但随之而来的是，反反复复的贸易，沉重的铁钱，导致河东百姓苦不堪言，铁钱的笨重成为河东贸易发展的“瓶颈”。解决大宗贸易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是朝廷在潞州设立交子务的关键。

　　据《潞州志·公署》考证，宋时的潞州交子务务址在潞州州治内，因有交子的发行，此地在志书中就有了“子城”的称谓。具体位置是现存的上党门北隅。所谓“务”是宋代官设贸易机关和场所。交子务为熙宁十年以前潞州盐务、铁务、酒务、茶务、税务等六务之一。

　　置潞州交子务的事宜具体由当时的河东转运使刘庠操办。潞州交子发行流通后的熙宁三年（1070年）七月初，转运使刘庠突然上书朝廷：“交子法行，商贾不肯中纳粮草，不惟有害边谷，亦恐盐矾不售”。（《潞州志》）请求朝廷停办潞州交子。这年七月初十日，潞州交子务遂奏罢之。

　　潞州交子务，如此全国性的机构为何旋置旋罢？从我们掌握的史料研究发现，一是转运使刘庠上书朝廷的理由，百姓对纸币新的支付形式认知程度还远远不够，广泛流通的大环境还不具备，所以，他们不肯将粮草卖给朝廷、不肯出售盐矾，总认为交子不是现款，不如金属钱币的信誉度高。其二，对朝廷来讲，潞州交子务只是一个纸币发行的试点，在北方河东路的广大地区首次发行纸币情况如何，朝廷也没有经验。潞州交子务成功了就办下去，不便，就停发，对全国来讲不会形成大碍。另外，最关键的一点是新法改革派王安石同新法反对派领袖人物司马光为代表之间的斗争因素。

　　转运使刘庠是新法的反对派，同王安石的思想观念大相径庭。明《山西通志》曾有这样的记述：“刘庠以论新法违背王安石；不顾铁钱之劳费，计一路之产，铁利为富足，请恢复旧冶，继续鼓铸铁钱”。王安石极力推行新法，力图使纸币交子不仅仅在四川能够流通，更想让“受劳费之苦”的河东等地区也能行用。但熙宁三年已升为宰相的王安石身在朝廷，国事缠身，加之反对派作梗，就草草地将潞州交子务奏罢。另外，此时的王安石货币思想较前期也有所波动，他对神宗提出：“交子事，诚如陛下言，行之非得已。然陛下宜深思，财用不足，人材未有足赖者，于边事姑务静重而已。”（见《续资治通鉴长编22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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