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句一千多年前唐人的诗句，我们在品味诗篇的同时，不禁要问：古人腰缠十万贯，还能骑鹤上扬州？一贯钱十斤，那么十万贯是多少斤？这么多的铜钱如何缠在腰间？甭说十万贯，十贯钱缠在腰间都行走困难，骑鹤上扬州更无从谈起。照常规，今人读到它时往往只能把它简单译成或理解为作者的浪漫想象力，但如果我们了解唐朝时期货币支付流通的一些历史背景，了解了唐“飞钱”的使用，就会发现这句诗不仅仅有它浪漫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它帮我们记录下了千余年前我国唐朝纸质货币雏形“飞钱”诞生的过程，真正实现了唐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货币流通梦想。

　　唐中期，经营飞钱的有商人、有衙门、有富人。那时，各道的地方衙门在京师都有类似办事处的部门，叫进奏院。与朝廷联络少不了用钱。而在京的外地商人们将商品卖出后，笨重的钱币不便携带回乡，也可将货款交给他本地方的进奏院，进奏院发行一张票券，墨书货款金额，票券分成两半，一半商人手持，一半寄回家乡本道；商人回到本道的时候，合券无误，就可领回自己的货款。无论多少贯的货款，在这里也就是几张纸的重量。这也就实现了唐诗中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货币流通梦想。这种纸币的雏形现象，其实质就是“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见《新唐书·食货志》）从“飞钱”的身世，我们似乎觉得这种商品经济行为与尉迟敬德墨书钱“帖”如出一辙，讲的都是一种“信用”行为，或者说就是“墨书钱‘帖’”的继承、延续和发展。

　　我国著名钱币学家彭信威先生在其《中国货币史》一书中将发生在唐朝经济社会里尉迟敬德的这种墨书“帖”的行为称之为我国最早的“支票”。也就是异地支取钱币的票据。他将“飞钱”认定为我国最早的“汇票”。总之，都是我国纸币的最早雏形。

　　纸币发行机构“潞州交子务”

　　如果说唐朝的“帖”、“飞钱”，只是我国纸币的雏形，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纸币的话。那么，到了北宋时期交子的出现，纸币就已相当完善了，“帖”、“飞钱”、“交子”之间是一个传承与跃变的过程。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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